漢字結構與字形促發效果

葉素玲 李金鈴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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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作者：葉素玲，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電子郵件信箱: suling@ccms.ntu.edu.tw

Configurational structure and orthographic priming of Chinese character

Su-Ling Yeh Jing Ling L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re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role of Chinese character structure in orthographic priming. Characters with five structure types (Horizontal, Vertical, L-shaped, P-shaped and Enclosed) as empirically established by Yeh et al. (1997, 1999a,b) were either served as the target (Experiment 1) or as the prime (Experiment 2), and were each paired with Horizontal characters in a priming task. When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from the naming task of a single character with various structures (Experiment 3), they were very similar in that characters with the Enclosed structure consistently rendered the worst performance, whereas no difference were found between characters with the other structure type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evious orthographic priming effect (Yeh & Li, 2000) was obtained through the repetition blindness of the identical or structural component between the prime and the target, but not through their similarity in the configur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whole character.

Keywords: orthographic priming task, structure, naming task, repetition blindness

漢字結構與字形促發效果

葉素玲 李金鈴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本研究以三個實驗探討五種不同結構(水平、垂直、L形、P形與包圍，葉素玲等人, 1997；1999a,b)的字形之間是否會產生不同程度的促發作用，藉以與Yeh and Li（2000）操弄結構與部件之間的關係所得的字形促發效果互相比較。實驗一探討水平促發字對五種不同結構目標字的促發效果，實驗二探討五種不同結構的促發字對水平目標字的促發效果，實驗三則去掉促發字，測量受試者對單獨出現的五種結構字在念字與念結構作業的反應時間。結果發現，由不同結構配對的字形促發作業所得的結果，與直接操弄各類結構的單獨念字反應類似，顯示並無單純由結構所引發的促發效果，而先前研究（Yeh & Li, 2000）所得的字形促發效果應該主要是由部件的重複視盲所造成。

關鍵詞：字形促發效果、結構、念名作業、重複視盲

在漢字的心理語言或文字辨識的研究中，一般關注的焦點在於語音與字義的問題，而其終極目標多在於藉此瞭解對全文的閱讀與理解。在這樣的研究脈絡中，雖然文字的形音義三者關係密切，但是字形多被視為是達成觸接語音或字義的媒介物，因此諸多研究者就其專長領域探討中文的辨識或閱讀歷程時，對於「字形」本身的議題由於缺乏相關的研究資料或興趣，相對而言著墨較少。然而屬於意符 (logograph) 文字系統的中文，在早期造字的過程當中為要表意或象形，在筆畫、部件與結構等各方面極盡變化之能事，這點是與拼音文字系統相當不同的。尤其特殊的是，在中文方塊字的組成方式中，將部件放在不同的相對位置便可以配置出各種不同結構形式的漢字來，因此提供了漢字字形相當豐富而值得研究的面貌。

那麼，漢字的字形結構大致有哪些類別? 在過去有關中文的研究中，雖然漢字的結構可有多於一種是大家的共識，但是共識也只到此為止。至於究竟共有多少種結構以及這些結構的詳細內容，則始終是各說各話，莫衷一是。例如劉英茂與葉怡玉（1977）以及劉英茂，江元勇與葉怡玉（1977) 將漢字結構分成8 類，包括兩分的2類（水平、垂直），以及三分的6類（橫排、直排、左一右二、左二右一、上一下二、上二下一）。葉重新與劉英茂（1982) 則將中文字分成4類：垂直、水平、筆畫數對稱與筆畫數不對稱。Liu (1984) 更進一步分成11類，分別為水平字3類（左重、右重、均衡），垂直字3類（上重、下重、均衡），以及包圍字4類（全包、三包、左上、左下），再加上一類的獨體字。傅永和(1985)分成垂直、上中下、水平、左中右、獨體字、全包、上三包、下三包、左三包、左上包、左下包、右上包、右下包、對稱與特殊結構等15類。Chan (1992)則依部首所在位置的不同更細分為16類。Leck, Weekes 與M. J. Chen (1995)將中文字大抵區分為獨體字與合體字兩大類，而陳學志(2000)則分為垂直、水平、獨體、右上包、左上包、左下包、上三包、全包、下三包、左右夾擊與左三包等11類。由此可看出，不僅是不同的研究者對字形結構的分類有所不同，即便是相同的研究者，也可能因研究目的或其他原因而有不同的分類方式。

為了提供一個有關於漢字結構類別的實徵資料，我們(葉素玲、李金鈴與陳一平，1997；Yeh, Li & K. M. Chen, 1999a）首先將各種漢字做成字卡，令熟練的中文讀者（皆為大學生）將這些字卡根據其形狀分組，把相似的字形分在同一組，不相似的分在不同組。以其分組結果計算相似性分數的高低，並依此相似性分數作群聚分析（Cluster analysis），得出五組主要的群聚。這五組群聚是以字形的結構區隔，分別是水平字（如「印」字）、垂直字（如「念」字）、P形字（如「庫」字）、L形字（如「返」字）與包圍字（包括三包與全包，如「區」、「固」字）。即便是改變刺激字的取樣樣本、字體、長寬比例、同一類別所呈現的字數多寡、以及受試者對刺激字不同的分組方式等等，都一致地發現受試者內在對字形的分類架構為這樣的五組結構，顯示此分類結果的穩定性。

Yeh 等人（Yeh, Li, Tatsuto, Sun & W.-R. Liu, 1999b）並將此分類作業施予不同年齡與學習漢字經驗者，發現台灣和日本的大學生在分類字形時主要是根據字形的結構特性，至於美國未習中文的大學生，以及台灣不識字的老人與幼稚園學童等，則似乎未能抽取出「結構」此一向度，而傾向於以局部特徵作為分類的依據，顯示學習經驗對抽取中文字形結構特性的影響。至於為何隨著觀看漢字的經驗增加，愈能歸納學習到漢字結構的特性，其原因也許在於漢字的結構提供一個與辨識文字（如讀音、意義等）有關的架構，而此架構可以適當地減輕讀者處理文字時的負擔（例如可以不必特別在意局部特徵等細節上的差異）。

在上述的研究中，受試者皆被要求按照字形之間的相似性做分組，因此皆為一種外顯的字形分類作業。同時，在這種卡片分組的實驗中，刺激字的呈現時間並沒有特別的限制，因此與一般漢字辨識歷程多半在短時間內完成的作法不同。為能進一步確認漢字結構在其他非外顯要求依字形作分類，且相對而言需較短時間內完成的作業中也能彰顯其效用，Yeh (2000)採用視覺搜尋作業來檢驗字形結構的作用。實驗的作法是在一群干擾字中找尋一個特定的目標字，改變所呈現的刺激字總數，由受試者的反應時間對刺激字總數的函數圖形可求出其斜率值（單位為ms/字），而此斜率值可用以推論受試者內在搜尋一個字所需花費的時間。斜率值愈大，代表搜尋每一個字所需的時間愈長，亦即搜尋的效率愈差。Yeh (2000)的結果發現：比較 (1) 目標字與干擾字的結構不同；與 (2) 目標字與干擾字的結構相同這兩種情況，前者的搜尋效率要顯著優於後者。例如在一群水平干擾字中搜尋水平目標字效率最差，而搜尋包圍目標字最好。此外，採用水平、垂直、L形、P形、與包圍這五種結構字之間兩兩配對所形成的十種配對結構來進行視覺搜尋作業，可依所得的斜率大小排序；斜率愈大代表目標字與干擾字之間的結構愈相似，導致二者間的區辨性愈差。以此搜尋斜率作為字形結構間相似性程度大小的指標，所得結構間相似程度的差異與葉素玲等人（1997, 1999a,b）的字形分類作業結果頗為一致。因此，即使在不涉及外顯的字形相似性判斷，且要求快速反應的視覺搜尋作業中，不同字形結構間的差異仍能被察覺，並運用於目標字與干擾字的區辨。更重要的是，不同字形結構間相似的程度可充分反映在搜尋斜率的大小上，所以能進一步依此斜率值大小建立一個整體字形相似性的量化指標。有別於過去的中文研究一般只能將字形分成相似與相異兩種質上的差異，如此量化指標的建立，使得對漢字整體字形之間的相似性可有更精緻畫分的可能性。

舉例來說，如果要探討字形本身是否有促發效果，一般研究的作法是將促發字與目標字分成形似與形異兩種，若發現二者於促發作業的結果上有差異存在，則顯示促發字對目標字有字形方面的促發效果（e.g., Perfetti & Zhang, 1991；Perfetti & Tan, 1998；吳瑞屯與陳欣進, 2000）。然而上述字形相似性量化指標的建立，使得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探討整體字形相似性，特別是由結構所區隔出來的相似性大小，是否會產生不同程度的促發效果。這便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們將操弄不同促發字-目標字的結構配對方式，來探討是否有由結構配對相似性大小所引發不同程度的字形促發效果。

本研究的第二個主要目的，在於藉此結構配對的操弄來釐清在字形促發效果中，產生促發效果的「字形」指的究竟是什麼。具體而言，所謂的形似、形異究竟是指結構相同與否？抑或是部件相同與否？甚至是必須結構與部件皆須相同與相異？

針對這個問題，Yeh and Li (2000)曾有所探究，並將形似的定義區分為「結構假說」與「部件假說」。前者主要是依葉素玲等人一系列字形相似性研究（葉素玲等人, 1997；Yeh et al., 1999a, b；Yeh, 2000）所得的結構類別作為字形相似性的依據，後者則是依過去諸多研究者採「有一部件（部首或多筆畫偏旁）相同」便定義為形似的觀點 (e.g., Chen, Flores d‘Arcais & Cheung, 1995；Cheng, 1992；Leck, Weekes, & Chen, 1995；Perfetti & Zhang, 1991；Perfetti & Tan, 1998；Tan, Hoosain, & Siok, 1996；吳瑞屯, 1990；吳瑞屯與陳欣進, 2000)。結果發現此二假說在不同的作業中各有支持的證據。

在前述葉素玲等人一系列的分類實驗中，為了能盡量涵蓋各種不同的漢字類別，所採用的刺激字皆為結構上的變異，而沒有直接操弄部件相同與否的因素。Yeh and Li (2000)的實驗一則操弄所欲以令受試者分類的刺激字可能含有部件相同但結構不同，抑或結構相同但部件不同等差異，藉以觀察當結構假說與部件假說的預測互相衝突時，受試者分類的依據究竟為何。結果清楚的顯示，在不限制時間的分類作業中，結構的作用凌駕於部件，使得不論部件相同與否，受試者都會將相同結構的字視為形似，但會將不同結構（即便是共享一相同部件）的字視為形異。

同樣地，在Yeh (2000)的視覺搜尋作業中，所有的刺激字都是在結構的向度上作操弄，但沒有操弄部件此一向度，因此為檢驗結構假說與部件假說，Yeh and Li (2000)的實驗二採干擾字與目標字之間的關係為2（結構，同/異） ×2（部件，同/異）的正交設計(orthogonal design)，來進行視覺搜尋作業。結果顯示，在非外顯要求相似性判斷，且為測量反應時間的視覺搜尋作業中，結構與部件都會影響搜尋效率，但部件的效果唯有在相同結構下才會顯現。也就是說，不論部件相同與否，異構組的搜尋效率都優於同構組，但只有在同構下，不同部件組的搜尋斜率方優於相同部件組。

研究至此，實徵資料都顯示刺激字中即便有相同部件存在，結構也都凌駕於部件，成為在分類作業與視覺搜尋作業中字形相似性的主要依據來源。然而，有鑑於採部件假說的研究者多使用促發作業來檢驗字形的效果，Yeh and Li (2000)的實驗三更進一步採用結構與部件的二因子設計來進行促發作業。結果發現在速示呈現一前一後兩個刺激字（促發字-目標字）的促發作業中，結構與部件的影響力看似相當。當促發字與目標字的結構相同且有一個部件相同時，受試者能正確報告出目標字的比率最低；當促發字與目標字的結構與部件皆不相同時，正確率最高；而當促發字與目標字的結構或部件有一者相同時，正確率居中。

這樣的結果有兩種可能的解釋方式。一是以整體字形的相似性來看，當促發字與目標字的結構相同且共享一個相同的部件時，二者的整體字形看起來最相似，因而引發相似字形間的抑制作用，導致正確率最低。同理，當二者結構與部件皆不同時，整體字形看起來最不相似，抑制作用最低，因此正確率最高。結構與部件其一相同者相似性居中，因此正確率也居中。

另一個解釋方式則是以部件之間的關係來看。當促發字與目標字共享一個相同的部件時，若產生重複視盲(repetition blindness)的現象，則容易將目標字中與促發字重複的部件「視而不見」，導致對目標字的報告錯誤。重複視盲指的是，在序列視覺速現中重複出現的刺激項目將無法被報告出來，例如將”It is time for work, so work has to be done.” 看成 “It is time for work, so has to be done.”，省略了第二次出現的work一字。對重複視盲機制的解釋有多種，主流且較經得起檢驗的解釋認為，已被收錄成某一類別(type)的刺激，會將爾後出現的相同刺激視為同一類別，而抑制其區分為不同事件表徵(token)的傾向(token-individualization hypothesis, Kanwisher, 1987)。Yeh and Li (2000)由於令受試者寫下目標字，因此可藉此觀察受試者的錯誤型態。而由受試者的反應中的確有發現部件的重複視盲現象，例如促發字為「胸」，目標字為「肥」，而受試者卻寫下「巴」字，對於重複出現的「月」部件卻視而不見。由於這類型部件的重複視盲現象，在同構的促發-目標字對中出現的比率比異構字對高，因此可以解釋目標字的正確率在同構且有重複部件時最低；而在異構且沒有任何相同的部件中，沒有重覆視盲發生，因此正確率最高。

事實上，類似的爭議（整體字形相似性的抑制作用vs. 相同組成成分的重複視盲）在英文的文獻中也出現過 (e.g., Chialant & Caramazza, 1997; Morris & Harris, 1999)。Chialant and Caramazza (1997)區分相同字對（identical words，例如fish-fish）與相似字對(similar words，例如fish-dish)，認為兩者在序列視覺速現(Rapid Serial Visual Presentation, RSVP)中所引發的機制不同。前者是當第一個字(e.g., fish)出現後，被收編為一種類別，因而抑制重複出現的相同字(e.g., fish)成為另一事件表徵的可能性，亦即屬於重複視盲的機制。後者則是當一個字(e.g., fish)在心理字彙中被激發後，會抑制其鄰近的相似字(e.g., dish)的作用。這兩種不同的抑制作用會隨二字對間的插入項目(lag)數而有不同的增減作用；前者的抑制作用會隨插入項目數增多而下降，後者則隨插入項目數增多而上升。

Morris and Harris (1999)則以重複視盲可以發生在字(word)與字母(letter)等不同的層次來解釋相似字對間的字形抑制作用。援引上例，他們認為fish與dish具有三個重複的字母ish，因此當dish出現時，ish這三個字母產生了字母的重複視盲現象，因而導致無法正確報告出dish一字。不僅如此，dish中沒有與fish重複的d字母還容易與其他字母串形成錯覺組合（illusory conjunction），使受試者報告出一個完整但不正確的字來（例如fish dish ear看成fish dear）。重要的是，他們強調雖然受試者被要求予以注意與理應報告的是字(word)，重複視盲現象卻在組成字的字母(letter)層次出現，因此支持有次字彙的處理歷程(sublexical processing)。

由上述英文研究的爭議，不難看出，此類共享部分組成成分與整體字形相似性共變的問題，在屬於拼音文字的英文中幾乎是無法避免的，就像英文的同音字間必然形似一般。然而，也就像是漢字的字音與字形可獨立操弄的優點一般，漢字的部件相同與整體字形相似可以不必然共變，其關鍵點便在於字形的結構。這在Yeh and Li (2000)的研究中已見端倪。將結構與部件做2 x 2的因子設計，可使此二因素的影響被獨立開來討論。例如兩字之間的關係可分為同構同件（如醜、瑰）、同構異件 (如須、斯) 、異構同件 (如鮮、魯)、與異構異件（如抵、奔）等四種。雖然在Yeh and Li (2000)的實驗操弄中部件相同與整體字形相似二者也有共變的情況，但是也有與部件無關的整體字形（結構）的獨立操弄。前者的例子如：在相同條件下（皆為同構或皆為異構），共享一相同部件的字對，比起沒有相同部件的字對，看起來整體字形也是較相似的（例如：比較同構的醜/瑰與須/斯，或異構的鮮/魯與抵/奔），而其結果也的確發現，有相同部件者的抑制作用比沒有相同部件者強。然而，由於部件的重複視盲現象也只有在具有相同部件的字對中才有可能出現，因此可以由部件的重覆視盲來解釋此結果。後者的例子則如：沒有相同的部件，但結構相同或相異(如同構的序/尾vs. 異構的固/卷)，而在這種情況下所得的結果也發現同構組的抑制作用強於異構組。

這是否意味著，部件的重複視盲與結構的相似性二者都對字形促發作業產生影響? Yeh and Li (2000)一文並無法直接針對此問題提供具體的解答。理由有二。一是Yeh and Li為操弄結構與部件的正交設計，結構此一因素只區分為同/異兩類，因此所得結構的主要效果（同構的抑制作用強於異構）為五種結構平均的效果，無法確知不同結構間更細緻劃分的相似性是否會產生不同程度的促發效果。二是在其結果的同構組中發現似乎也有結構的重複視盲現象，例如「逍-赴」字對中的目標字「赴」看成「卜」、「膚-廟」看成「朝」，以及「圈-閃」看成「人」等。在這三個例子中，形成L形（如「走」）、P形（如「厂」）與包圍（如「□」）等結構的重要成分（暫稱其為構型成分），雖然彼此之間的組成筆畫不盡相同，卻也似有重複視盲的現象。因此，同構組比異構組強的抑制作用也有可能是來自於重複視盲，只是此時造成重複視盲的部件恰好是決定整體字形結構的重要構型部件，而且彼此在筆畫的組成上未必相同。

為解決上述問題，以探討是否有單純由結構所造成的整體字形相似性之間的促發效果，在本研究中所有促發-目標字對之間將控制沒有任何部件相同，但存有五種結構之間相對的差異。同時，採用不含重要構型部件之水平字與五種結構配對，以去除由構型部件產生重複視盲的可能性。在這樣的操弄下，如果與部件無關、單純由結構所造成的整體字形相似性也是字形促發作業中的重要影響因素，則本研究所得應該與Yeh and Li (2000)類似。否則，部件的重複視盲機制方為影響字形促發效果的主要原因。

實驗一

本實驗以促發作業來比較水平字與五種不同結構字配對的促發效果大小。為能與Yeh and Li (2000)的字形促發效果互相比較，本實驗採用與其相同的作法，先呈現一個促發字，再呈現目標字，令受試者依序寫下促發字與目標字。促發字與目標字之間沒有任何相同的部件，只有二者的字形結構在相似性尺度上有所差異，來探討單純是結構的因素（去除掉重覆部件的混淆因素）是否仍會有促發效果，如果有，是否會依結構配對間相似性大小而有不同程度的促發效果。

本實驗的促發字都是水平字，目標字則分別屬於水平、垂直、P形、L形與包圍等五種結構。根據Yeh (2000)，五種結構字與水平字的相似程度由高至低依序排列應為：水平、L形、垂直、P形與包圍，因此若有單純由整體結構相似性所引發的促發效果，則應預測促發效果的大小與以上的排序相同。

方法

受試者。共有23位台灣大學的學生參與本實驗。他們是修習普通心理學的本地生，參加實驗以獲得課程額外的加分。他們的裸視或矯正後的視力正常，對於本實驗的目的都不知情。

實驗設計與刺激。實驗設計採二因子（促發字-目標字的結構配對方式x SOA）受試者內設計。實驗刺激共分為五組刺激字對，每組分成兩種刺激出現時距（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 SOA）呈現。所有的促發字都是水平字，目標字則為五種不同結構的字，因此共有五種促發字與目標字的配對，分別以H-H、H-V、H-P、H-L、H-E表示。此處H、V、P、L、E 分別代表水平字（Horizontal）、垂直字 (Vertical)、P形字、L形字與包圍字 (Enclosed)。在同一次嘗試中出現的促發字與目標字盡量控制在相同的筆畫數與出現頻率，而且音、義不相關。全部的刺激字都在中、高頻率的範圍內（字頻表採用Tsai, 1996），筆畫數為6-18畫（見附錄一）。每組有24對促發字-目標字的配對，其中12對呈現的SOA是51ms，另外12對的SOA是187ms。每一位受試者必須做完包括五種結構配對方式以及兩種SOA的共120對刺激字（12對 ×2種SOA ×5種結構配對）。這些字對以完全隨機順序呈現。所有的刺激呈現與流程控制由一台IBM 486/PC相容電腦處理，刺激則出現在一台20 吋的 EIZO 螢幕上。字體為華康標楷體。凝視圖形為一個十字，所有刺激皆出現在螢幕正中央。

實驗程序。受試者坐在一個實驗室內，個別進行實驗。實驗者講解完指導語後，讓受試者練習，待確定受試者確實瞭解實驗要求後方進行正式實驗。在每個嘗試次中，首先會在螢幕正中央出現一個凝視圖形，1秒之後呈現促發字，持續51ms或187ms之後，隨即出現目標字，目標字持續呈現51ms之後即為遮蔽雜訊所取代，如圖一（A）所示。受試者被要求在一張作答紙上按照兩字出現的先後順序寫下促發字與目標字，寫完之後按鍵盤上的空白鍵繼續下一次嘗試。採取這樣的實驗程序是為了與Yeh and Li (2000) 的實驗三B的程序相同以資比較。在正式實驗之前有24次練習，正式實驗時每30次嘗試之後稍作休息，完成整個實驗約需20-30分鐘。

結果與討論

圖二所示為五組結構配對情況中，所有受試者對（A）促發字與（B）目標字的平均正確率對SOA的函數圖形，表一則列出各情況下所得的平均正確率。

首先，對促發字的正確率做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ANOVA, 陳學志與鄭昭明，1999)顯示，促發字與目標字的五組結構配對間並無顯著差異存在，F (4, 88) < 1，SOA的主要效果則達顯著，F (1, 22) = 61.03，p< 0.0001。由於促發字都是相同結構的水平字，因此在不同結構配對中受試者報告出同樣是水平結構的促發字之正確率並沒有差異，但是當促發字呈現的時間愈長，能正確報告出促發字的比率就愈高 (在51ms的正確率為90.58%, 187ms則為98.70%)。

本實驗真正有興趣且重要的結果是在於不同結構的目標字之間正確率的差異。就目標字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五組結構配對有顯著的主要效果（F (4, 88) = 10.60，p < .0001），但SOA並無顯著效果（F(1, 22) = 0.168，p = 0.69)，而結構配對與SOA則有顯著的交互作用（F (4, 88) = 11.84，p < .0001）。Tukey事後比較顯示，結構配對的差異顯現在H-E組與其他四組的差異上（p < .01）。

簡單主要效果中，H-H組（F (1, 110) = 3.95，p < .05）、H-V組（F (1, 110) = 5.90，p < .05）與H-E組（F (1, 110) = 26.90，p < .0001）在不同的SOA下有差異。H-H組與H-V組的正確率隨SOA增加而增加（分別為83.33% 增到89.86%與87.32% 增到95.29%），H-E 組的正確率則隨SOA增加而下降 (由84.42% 降到67.39%)。

在SOA為187ms的情況下，五組結構配對的差異達顯著（F (4, 176) = 21.49， p < .0001），51ms下則否（F (4, 176) = 0.71， p = 0.59）。Tukey事後比較顯示，187ms SOA的情況下，五組的差異顯現在H-E組與其他四組的差異上（p < .01）。在此情況下，H-E組的目標字正確率為67.39%，顯著低於其他四組。

表一

實驗一（A）促發字與（B）目標字在五種結構配對情況的平均正確率（％）

（A）		促發字
SOA		H-H	H-V	H-P	H-L	H-E	平均值
51ms		89.13	89.49	93.12	89.49	91.67	90.58 98.70
187ms _平均值		99.64	97.83	98.91	99.64	97.46
187ms _平均值		94.39	93.66	96.02	94.57	94.57

	（B）	目標字
SOA		H-H	H-V	H-P	H-L	H-E	平均值
51ms		83.33	87.32	87.32	83.70	84.42	85.22 86.02
187ms		89.86	95.29	90.22	87.32	67.39
平均值		86.60	91.31	88.77	85.51	75.91

如前所述，根據Yeh (2000)以視覺搜尋所建立的量化指標，五組結構配對間的相似性程度由高至低排列為：

H-H > H-L > H-V > H-P > H-E

因此如果有單純由結構相似性大小所引發不同程度的促發效果，而且是抑制效果的話，則目標字的正確率應該是依此排序由低至高。反之，如果是相似性愈高正向促發效果愈強的話，則目標字的正確率應該是依此排序由高至低。然而，由上述對目標字的正確率分析顯示，五組結構配對間只有H-E組與其他各組有顯著差異，而且是顯著低於其他各組。這樣的結果顯示，無論所預測的促發效果是正向的或負向（抑制）的，都不支持有由結構相似性差異而引發不同程度的促發效果之假設。

那麼，有沒有僅粗略的二分異構組與同構組在促發效果上的差異呢？當促發字呈現51ms時，五組結構配對之間並沒有差異；而當促發字呈現187ms時，能正確報告出目標字的比率就有顯著的不同。其中H-E組的正確率最低，但其他四組間並無顯著差異存在。由此看來，即便是同構組與異構組有差別，主要的差異來源也只是來自於H-E組。這樣的結果也許是因為包圍字本身的特性，使得當其成為目標字時辨識較差，而與在其之前是否有一促發字所產生的促發效果無關。

另外一個可能性是，目標字只呈現51ms，而遮蔽雜訊的形狀跟包圍字的外圍位於螢幕上約相同的位置，在促發字與目標字呈現時間比值差異變高 (187ms : 51ms) 的情形下，包圍目標字之後馬上接著遮蔽雜訊，導致更不易辨識所致。為了檢驗H-E組的效果並非來自於促發字與目標字之間的結構關係，而是包圍字本身的特性以及其與遮蔽刺激互相干擾的假設，實驗二將實驗一中的促發字與目標字互換，亦即將不同的結構字放在促發字的位置，而目標字改成都是水平字，以探討不同結構字用來促發水平目標字的效果。

實驗二

本實驗採用與實驗一相同的刺激與作業，但是將目標字與促發字的位置互換，以驗證實驗一的結果是否源自於包圍字本身就較難辨識，並且包圍字特別容易受到遮蔽雜訊干擾，導致H-E組在SOA為187ms下正確率特別低的緣故。

方法

受試者。另外25位與實驗一來源相同的受試者參與本實驗。

實驗設計、刺激與程序。本實驗的設計、刺激與程序皆與實驗一相同，唯一不同的只是將原本的促發字與目標字互換，所以五種促發-目標字結構配對分別為H-H、V-H、P-H、L-H、與E-H。實驗程序如圖一（B）所示。

結果與討論

圖三所示為五組結構配對情況中，所有受試者對（A）促發字與（B）目標字的平均正確率對SOA的函數圖形，表二則列出各種情況下的平均正確率。

表二

實驗二(A)促發字與(B)目標字在五種結構配對情況的平均正確率（％）

(A)	促發字
SOA	H-H	V-H	P-H	L-H	E-H	平均值
51ms	76.33	84.33	76.67	64.33	59.00	72.13
187ms	99.00	99.33	99.67	99.67	99.00	99.33
平均值	87.67	91.83	88.17	82.00	79.00

(B)	目標字
SOA	H-H	V-H	P-H	L-H	E-H	平均值
51ms	86.00	90.33	86.33	86.33	90.67	87.93
187ms	92.67	93.33	97.33	94.67	94.00	94.40
平均值	89.34	91.83	91.83	90.50	92.34

就促發字的正確率做二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主要效果中結構配對（F (4, 96) = 23.34，p < .0001）與SOA（F (1, 24) = 44.67， p < .0001）顯著，交互作用也顯著（F (4, 96) = 20.87，p < .0001）。Tukey事後檢定顯示結構配對的差異主要是來自於L-H組及E-H組與其他三組的差異。簡單主要效果分析則顯示，在H-H組（F (1, 120) = 24.99，p < .0001）、V-H組（F (1, 120) = 10.94，p < .001）、P-H組（F (1, 120) = 25.73，p < .0001）、L-H組（F (1, 120) = 60.72，p < .0001）、E-H組（F (1, 120) = 77.82，p < .0001）等情況下，SOA的效果都達顯著；187ms的正確率都高於51ms。而五組結構配對的差異只有在SOA是51ms（F (4, 192) = 44.05，p < .0001）的情況下達顯著。Tukey事後檢定顯示在51ms的SOA下，五組的差異是在於L-H組及E-H組與其他三組之間，還有V-H組與H-H組、P-H組間的差異。在187ms SOA 的情況下，五組結構配對的促發字正確率都達99%以上，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對目標字的正確率作二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只有SOA的主要效果顯著（F (1, 24) = 11.54，p < .001），SOA愈長則正確率愈高（87.93% vs. 94.40%）。五組結構配對的差異不顯著（F (4, 96) = 1.23，p = .33），結構配對與SOA之間也沒有交互作用存在（F (4, 96) = 2.25，p = .069）。

由上述結果顯示，所有目標字的正確率都相當高，而且不隨不同結構配對組而異，誠如對實驗一的促發字的分析一般，這應該是由於本實驗的目標字皆為水平字，且並無由不同結構配對引發不同程度的促發效果之故。此外，隨著SOA加長而目標字的辨識率反而上升，包括E-H組也是如此，因此雖然促發字與目標字的呈現時間比例在187ms SOA的情況下較51ms SOA情況下高（187ms/51ms vs. 51ms/51ms），但目標字仍有較好的辨識率（87.93% vs. 94.40%）。也許這是因為在較長SOA情況下各組促發字已被辨識清楚而不致對目標字造成干擾所致。在51msSOA的情況下，促發字與目標字的呈現時間相當（皆為51ms），使得促發字的出現對目標字的辨識造成較大的干擾。然而這種干擾卻不因結構配對之不同而異。這樣的結果也清楚顯示並無根據結構相似程度而產生不同程度的促發效果。

有趣的是，促發字的辨識率則隨不同的結構配對而異，與實驗一相同地，也是E-H組最差。在本實驗中包圍字是作為促發字，隨後出現一個水平目標字，接著才是遮蔽刺激。因此這樣的結果顯示，實驗一的H-E組目標字的正確率最低並非因為目標字呈現時間太短並立即受到遮蔽雜訊干擾的緣故。另外，五組結構的促發字只有在51ms SOA的情況下才有差異，這可能是由於在187ms的情況下，不同結構的促發字已經能夠辨識清楚，達到天花板效應（ceiling effect），因此不會有差別出現。同樣的天花板效應在實驗一的187ms SOA下促發字的正確率也可觀察得到。

綜合實驗一與實驗二的結果可以看出，不同結構的字放在目標字的位置（實驗一）則目標字的辨識率有顯著差異，放在促發字的位置（實驗二）則促發字的辨識率有顯著差異。相同的水平字則無論放在促發字的位置（實驗一），或是放是目標字的位置（實驗二），皆不因其相對應的目標字或促發字結構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辨識率。而且只要呈現時間夠長，使得各刺激字得以辨識清楚，便不足以影響配對刺激字（無論是促發字或目標字）的辨識率，唯一例外的是實驗一187ms SOA下的H-E組與實驗二51ms SOA下的E-H組。在這兩種情況下包圍字被正確報告出來的比率遠低於其他結構字。

最主要地，比較圖二（B）與圖三（B）目標字的正確率可看出，似乎不同結構的字對之間並無單純由結構所引發的促發效果，圖二（B）中H-E組的與其他組之不同，可能是包圍字本身的特性造成其辨識率本來就比其他結構字差，而與結構的促發效果無關。實驗三便是設計來驗證此點。

實驗三

本實驗的主要目的在於提供前兩個實驗比較的基準。之前針對目標字的正確率分析，發現在實驗一中只有H-E組與其他結構配對組間有顯著差異存在，而在實驗二中則無結構配對的主要效果。因此，由實驗一、二的促發作業結果顯示，似乎並無由結構相似性所引發的促發效果。但是由於實驗設計採用五種不同的結構字與水平字配對，當五種不同的結構字分別在目標字（實驗一）或促發字（實驗二）的位置皆可看出各結構字在辨識率上稍有差異，例如包圍字總是最差（見圖二（B）與圖三（A））。因此，本實驗用兩種作業來檢驗當去掉促發字之後，單獨呈現不同的結構字時，在念字的反應時間上不同結構字是否即有差異，若有，這種差異是否與外顯的念結構反應有關。因此，在本實驗中受試者必須針對相同的刺激字樣本進行念字作業與念結構作業，以其反應時間來檢視不同的字形結構是否會影響念字反應與念結構反應的快慢，以及這兩種反應之間的關連。

方法

受試者。共有另外46位來源與實驗一相同的受試者參與本實驗，其中半數先做念字作業，另外半數先做念結構作業。

實驗材料與設計。實驗刺激為與五組不同的結構字以及一組作為控制組的符號。每一種結構選取20個刺激字，加上控制組的20個符號，因此刺激總數為20 x 6 = 120（詳見附錄二）。五種結構字的筆畫數與字頻皆控制在相似的範圍內，F檢定顯示各組結構字之間，筆畫 (F(4, 76)=1.88，p > .05) 與字頻 (F(4, 76)=0.58，p > .05) 並無顯著差異存在。刺激字為倚天字形，大小為1度視角，呈現在電腦螢幕的正中央。凝視圖形為一個十字，長寬各約為0.8度視角，呈現在與目標字相同的位置，但在目標字之前出現。除了只有單獨呈現一個字外（而非促發字-目標字配對呈現），其他實驗儀器與刺激呈現控制等方面皆與前兩個實驗相同。

實驗程序。每位受試者皆需進行念字與念結構兩種作業，順序以對抗平衡法呈現。在這兩種作業中，每個嘗試首先在螢幕正中央會出現一個凝視圖形（十字）800ms，之後出現目標字，此目標字將一直呈現，直到受試者反應為止，如圖一（C）所示。每種作業中120個嘗試的出現次序採完全隨機呈現。受試者在念字與念結構作業的不同僅在於指導語和所需作的反應不同。分述如下：

念字作業：受試者的作業是看到目標字之後對著麥克風儘快唸出目標字正確的讀音，若出現的是符號時，則念「符」。正式實驗開始前，實驗者提醒受試者要越快反應越好，但盡量不要犯錯。電腦程式會自動記錄受試者的反應時間，實驗者在一旁用滑鼠記錄受試者的反應正確與否，間隔500ms之後接著呈現下一個嘗試。每隔40次嘗試即稍作休息。在正式實驗之前有36個練習嘗試，一方面確定受試者瞭解本實驗的程序，一方面確定受試者的音量可以使麥克風收音正常。

念結構作業：實驗開始前，實驗者先介紹五種結構的定義，舉一些例子讓受試者熟悉，並告知若螢幕上出現的是文字的話，就唸出文字的結構，例如「包圍」；遇到符號的時候，受試者就要唸「符號」。在正式實驗之前同樣有36題的練習嘗試，以確定受試者知道結構的分類原則，並確定音量足夠使麥克風收音正常。在練習中，受試者若作錯，實驗者會提醒他正確反應為何，並確定受試者瞭解不同結構的分類。多數受試者練習數次後即可達熟練的程度，因此在正式實驗時犯錯甚少。

結果與討論

有一位受試者的部分資料因電腦的問題遺漏了，因此其結果將不列入計算。此外，為去除麥克風收音的失誤，受試者的反應時間中，所有超過3 秒或是低於200ms的反應都被視為錯誤反應。

念字作業。表三所列為五種結構字的唸字平均正確反應時間與錯誤率。反應時間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結構有顯著的主要效果，F (5, 220) = 73.95，p < .0001。Tukey事後檢定顯示，符號組顯著慢於其他各組結構字，ps < 0.01；在文字方面，包圍字顯著慢於垂直字、P形字與水平字三者，ps < 0.01。

錯誤率的變異數分析也顯示結構有顯著的主要效果，F (5, 220) = 2.86，p < .05。事後比較顯示，顯著的差異在於包圍字與垂直字之間，前者的錯誤率最高，而後者最低。這樣的結果排除了反應時間與正確率之間互相償換(speed-accuracy trade-off)的可能性。反應時間與錯誤率事後檢定的結果見表四。

由此結果顯示，符號的反應時間最慢，跟各種不同結構的文字之間都有著顯著差異存在。另外，在五組結構的字形中，包圍字的反應時間最慢，與反應時間較快的垂直字、P形字與水平字有顯著差異，但與L形字並無顯著差異存在。除了包圍字以外，其他各組結構字間則無顯著差異存在。

表三

實驗三中念字作業的平均反應時間及錯誤率

	水平字	垂直字	P形字	L形字	包圍字	符號
反應時間 (ms)	501.22	491.88	495.14	510.03	531.27	616.51
錯誤率 (%)	4.22	3.56	4.34	5.11	7.34	5.56

表四

實驗三中念字作業的反應時間及錯誤率（括弧內）的事後檢定結果

	水平字	垂直字	P形字	L形字	包圍字	符號
水平字	--	--	--	--	--	--
垂直字		--	--	--	--	--
P形字			--	--	--	--
L形字				--	--	--
包圍字	**	()	**		--	--
符號	**	**	**	**	**	--

註：*表p<.05的顯著水準，**表p<.01的顯著水準。

念結構作業。此作業所得的平均正確反應時間與錯誤率列於表五。反應時間的變異數分析顯示，結構有顯著的主要效果，F (5, 220) = 22.41，p < .0001。事後比較（表六）發現，垂直、P形、L形、與包圍結構皆顯著慢於符號組，ps < 0.01，只有水平結構與符號組無顯著差異。水平結構顯著快於P形、L形、與包圍結構； P形結構顯著慢於水平、垂直、與包圍結構。整體而言，符號的念結構反應時間最快。在五組結構中，則以水平與垂直結構的反應時間較快，而P形、L形與包圍結構的反應時間較慢。

以錯誤率為依變項做的變異數分析，也同樣有結構的主要效果，F (5, 220) = 14.02，p < .0001。事後比較（表六的括弧內）顯示，主要的差異反映在P形結構與其他五組（包括符號）之間，ps < .001；以及符號與水平、P形、L形結構之間，ps < 0.05。錯誤率最高的是P形字，最少的是符號，文字中錯誤率最少的則為包圍結構，但與其他結構並無顯著差異存在。反應時間與錯誤率之間並沒有互相償換的情形。

表五

實驗三中念結構作業的平均反應時間及錯誤率

	水平字	垂直字	P形字	L形字	包圍字	符號
反應時間 (ms)	742.81	761.09	831.96	797.78	787.33	707.85
錯誤率 (%)	9.22	7.56	16.11	10.89	6.89	4.89

表六

實驗三中念結構作業的反應時間及錯誤率（括弧內）的事後檢定結果

	水平	垂直	P形	L形	包圍	符號
水平	--	--	--	--	--	--
垂直		--	--	--	--	--
P形	()	()	--	--	--	--
L形	**		(**)	--	--	--
包圍	**		()		--	--
符號	(*)	**	()	()	**	--

註：*表p<.05的顯著水準，**表p<.01的顯著水準。

比較念字與念結構兩種作業的反應時間發現，念字作業的平均反應時間顯著快於念結構的反應時間，F(1, 44)=391.91， p<.0001，錯誤率也顯著較低，F(1, 44)= 19.83，p=.0001。以符號作為兩種作業的控制組以及藉以比較的橋樑，發現在念字反應中符號組是最慢的，然而在念結構反應中符號組卻是最快的。顯然地，雖然在念結構作業中每個受試者也都經過36題的練習，但是辨識符號的反應仍比辨識文字結構的類別容易，然而對各組結構字的直接念名（看字讀音）反應卻遠快於念符號。另一方面，念字反應時間最長的包圍字，辨識其結構的反應時間卻不是最慢的，反而是P形字最慢。

這樣的結果顯示影響念字與念結構反應的因素並不相同。念出字的結構比念出讀音的時間要長，顯示區辨字的結構本身並非自動化的歷程，並可以由此反駁喻柏林、馮玲、曹河圻、與李文玲 (1990a) 認為區辨結構比念字單純的觀點。這點我們留待綜合討論再一併討論。

更重要的是比較本實驗與實驗一、二的結果。在本實驗的念字反應中，包圍字的反應時間是最慢的，顯著低於其他結構字，而其他結構字的反應時間並無顯著差異。對照於實驗一中，H-E組的目標字正確率顯著低於其他組，而其他四組間並無顯著差異，以及實驗二的各結構配對組（當目標字都是水平字）目標字正確率無差，但促發字正確率也是E-H組最低的結果看來，的確並無由結構之間的相似性而引發的促發效果。包圍字由於本身的特性使得在單獨念名時便顯著慢於其他結構字，與遮蔽刺激的干擾或不同結構間的促發與否無關。

L形字的角色則較不清楚，似乎居於中間。在實驗三的念字反應中，L形字與最慢的包圍字並無顯著差異，但與較快的水平、垂直與P形字也無顯著差異存在。對照於實驗一中H-L組與H-H，H-V，H-P組在目標字的正確率上並無顯著差異，與實驗二中L-H組與E-H組在促發字的正確率上並無顯著差異，實驗三念字反應中L形字居於中間的角色應該也可解釋實驗一與實驗二L形字與其他結構字之間的關係。

綜合討論

Yeh（2000）用視覺搜尋作業比較由過去實徵研究（葉素玲等人, 1997；1999a, b）所得的五種漢字結構 (水平、垂直、L形、P形與包圍) 兩兩配對之間的搜尋效率，發現由五種不同結構的字形所組成的目標與干擾字的十種配對中，有不同的搜尋效率存在。由於搜尋效率與字之間的相似性有很大的關係，故由視覺搜尋作業所得的斜率值（ms/字）可以反映出這樣的關連，而以斜率值作為目標-干擾字對間的相似性指標，所得的結果又與過去直接令受試者依字形之間相似的程度做分類的結果(葉素玲等人, 1997；1999a, b)可互相驗證。如果字形促發效果會受到促發-目標字對結構間相似程度大小的影響，則由過去視覺搜尋與分類實驗所得的五組結構間量化的相似性程度高低（H-H > H-L > H-V > H-P > H-E），應該可以預測不同結構的漢字彼此之間促發效果的大小。

本研究根據這樣的初始構想出發，實驗一探討水平促發字對五種不同結構目標字的促發作用，結果發現H-E組的目標字正確率最低，其他四組(H-V、H-L、H-P、H-E)的正確率則無顯著差異。為排除H-E組的低正確率是由於包圍目標字與遮蔽刺激外形相似所造成的視覺干擾，實驗二將促發字與目標字的位置互換，改而探究不同結構的促發字對水平目標字的促發作用。結果發現，各組配對（H-H、V-H、P-H、L-H、E-H）的目標字正確率間並無顯著差異存在。一般的促發作業中，受試者只需要對目標字反應，若沒有發現促發效果有可能是因為受試者運用策略的緣故，例如故意忽略促發字不看。但在我們的實驗中，實驗一、二不但要求受試者要寫下目標字，也要寫下促發字。在這樣的實驗控制下仍然沒有發現促發效果。實驗三去掉促發字，探討單一目標字的念字反應時間，發現五種結構字中除了包圍字最慢之外，其他各組結構字的反應時間無差，與實驗一的結果一致。綜合而言，當操弄促發字與目標字的關係為不同相似程度的結構差異時，並無不同的促發效果出現，亦即並無顯著的結構促發效果。這可由如實驗二中，以不同結構促發字與水平目標字配對時，發現目標字正確率並沒有隨不同結構配對而不同得知。而實驗一中H-E組包圍目標字的正確率最低應是來自於包圍字本身的特性所致，這可由實驗三念字作業中對包圍字的反應也是最慢的資料得到佐證。

這樣的結果提供了Yeh and Li (2000)所得的字形促發作用一個重要的比較基礎。Yeh and Li (2000)為探討結構與部件二者在各項作業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刺激字的選擇上特意凸顯結構與部件二者的對比。即便如此，在分類作業與視覺搜尋作業中也都發現與過去所得的結果相當一致：結構都是凌駕部件，為字形相似性判準的主要根據。然而在控制結構與部件正交設計的字形促發作用中，結構與部件二者的影響則似乎不分軒輊。由於在目標字的報告中，發現有「部件重複視盲」現象，亦即與促發字重複的部件會被省略掉，因此Yeh and Li (2000)傾向於以部件重複視盲來解釋在促發作業中形似抑制的效果。但是沒有相同部件的同構字對也比異構字對抑制作用強，因此無法排除由結構相似性所造成的抑制作用。然而，在Yeh and Li (2000)一文中也發現，對形成整體字形結構而言重要的構型部件，即便組成此構型部件的筆畫成分不同，卻也有類似部件重複視盲的現象，而此構型部件的重複視盲自然是在同構字對中才可能產生，因此可由此構型部件的重複視盲解釋同構字對比異構字對抑制作用強的結果。為確認此點，並排除重要構型部件造成重覆視盲的可能性，本研究特意選取了無重要構型部件的水平字來與五組結構字配對。因此，本研究實驗一與實驗二沒有得到任何顯著的結構促發效果，也間接支持了Yeh and Li (2000)一文中無相同部件時同構比異構抑制強的效果，應是由於構型部件的重複視盲所致。

至此，可以確認的是，在Yeh and Li的字形促發效果中所得到的形似抑制應該是來自於部件的作用，而非來自於由結構所界定的整體字形之間相似性的作用。這顯示當某字在心理字彙中被激發時，可能同時被激發的有組成部件的訊息、以及相對應的語音、字義等訊息（由同音字效果、字義促發效果等得知），但是整體結構的訊息或是尚未作用，或是雖已出現整體結構的訊息，但不同字之間相互的影響並不以彼此結構間的相似性來作用。至於本研究結果的理論意涵，則以下列分項討論之。

部件在中文辨識歷程中的角色

在英文的研究中，Chialant and Caramazza (1997)以相似字對與相同字對二者隨插入字數不同而有不同函數圖形之證據，認為相似字對與相同字對二者的作用機制不同，前者是整體字形相似的抑制作用，後者是重覆視盲。Morris and Harris (1999)則認為兩者的作用機制相同，皆為重覆視盲，只是相似字對的重覆視盲是發生在字母的層次，而相同字對則是發生在字的層次。就文字辨識的理論而言，這兩篇研究爭議的重點在於，Chialant and Caramazza (1997) 認為相似字對間的作用發生在字(word)的層次，當一個字被激發後，會對字形相似的其他字產生抑制作用。相對地，Morris and Harris (1999) 則認為相似字對間的作用是發生在重覆字母之間的抑制作用。因此雖然受試者被要求報告且理應注意的是字，但是卻會發生字母層次的抑制作用來影響作業表現，這顯示在辨識英文的歷程中有次字彙的處理歷程。

利用漢字來探討類似的問題，一方面可檢驗文字辨識歷程是否會隨文字系統的不同而有差異，另一方面則可利用漢字的特性來澄清英文研究中的一些疑點。根據我們過去對漢字字形的研究，在無時間限制的分類作業與測量反應時間的視覺搜尋作業中，無論刺激字之間有沒有重覆的部件，彼此字形之間的相似性都是以結構的相似性為主。部件的角色在分類作業中微乎其微，而在視覺搜尋作業中也是必須在相同結構下部件方顯現其效果。然而，在Yeh and Li (2000)以及本研究的速視呈現促發作業中，當刺激字對呈現200ms 之內，尤其是目標字只呈現51 ms時，部件卻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結構的相似性差異並不會產生不同的促發效果。

在我們前後兩篇的字形促發效果探討中，雖然受試者注意與報告的是中文的整字，但是卻得到部件的重覆視盲，而且不僅是重覆部件會有重覆視盲的現象，筆畫不完全相同的重要構型部件，尤其是左上包、左下包與全包等構型部件，也會形成重覆視盲，造成同構比異構字對中目標字錯誤率較高的結果(Yeh & Li, 2000)。當本研究去除了重要構型部件，且將五種結構分開來檢視其與水平字配對產生不同結構相似性的促發效果時，結果清楚地顯示整體結構相似性的不同並不造成促發效果上的差異。因此，我們利用漢字各刺激字對間「整體字形相似性」與「共享重覆部件」二者可獨立的特性，而避免掉在英文中二者必然共變的混淆，可以提供相似字形促發效果機制一個較清楚的解答。

我們的結果與Morris and Harris (1999)對英文的研究結果一致，而不支持Chialant and Caramazza (1997)整體相似字互相抑制的觀點。也就是說，相似字形彼此間的作用是在於重覆的部件，而非整體字形。與Morris and Harris (1999)的觀點相符地，由此結果我們也傾向於認為漢字的辨識歷程有次字彙的處理，亦即雖然予以注意與報告的是在整字的層次，部件也會發揮作用。

在過去文字辨識的理論爭議中，對於究竟在辨識歷程中是整字處理為先或是部件處理為先各有其支持的證據。基於組成漢字時不同的筆畫數、部首、與結構等差異卻不會影響其整體「方塊字」的外觀，以及辨識部件比辨識整字困難或反應時間較慢等相關的實驗證據，有些學者認為最有效率處理漢字的方式應該是整字的處理，或至少是整體的處理在先，有需要時才予以分解成部件或筆畫處理之（陳烜之, 1984；Chan, 1992；喻柏林等人, 1990a,b）。然而，漢字的筆畫數多寡以及組成部件等因素會影響各種辨識作業的表現，卻讓其他學者提出部分先於整體處理的看法（鄭昭明，1981；陳傳鋒與黃希庭，1999；Taft & Zhu, 1997; Feldman & Siok, 1997）。例如，Taft and Zhu (1997)發現部件出現在整字中的頻率愈高，辨識其為字或非字的反應時間愈快，但只有在部件出現在右邊時（以左右字為例）才有此部件頻率效果。Feldman and Siok (1997)雖然無法重複此位置效果（他們發現無論是左右邊的部件效果皆同），但是同樣也發現有部件頻率效果。這樣的效果被認為是在整字的辨識歷程中，部件的消息必須先被激發，因此部件出現在不同整字中的頻率高低方會影響整字辨識的快慢。Taft and Zhu (1997) 與Feldman and Siok (1997)並引用多層次的交互激發模型(a multilevel interactive-activation model, McClelland & Rumelhart, 1981; Taft & Zhu, 1994)來解釋。在此模型中，筆畫、部件、字、詞等單元分別位於不同的階層。同一階層內的的各單元間互相抑制，而不同階層的單元間則互相激發。每一上層（如字的階層）的單元接收來自下層單元（如部件的階層）的輸入。如此一階一階的激發，最後方達到辨識字或詞的階段。Huang and Wang (1992)也整理了相關的文獻，提出以Biederman (1987)對物體辨識採成分分析後再整合的理論為類比的漢字辨識模型。

基於本研究並無整體字形相似所造成的促發效果，以及Yeh and Li (2000)的部件重覆視盲在整字促發中的角色，我們的結果支持有次字彙的處理歷程；加上過去系列研究在較長呈現時間中結構的影響(葉素玲等人, 1997；Yeh et al., 1999a,b；Yeh, 2000)，因而也比較傾向於支持部件處理為先的觀點。然而在下此斷然結論之前我們認為必須謹慎看待各項證據，因為整字與部件孰先孰後的問題可能必須在各種情況下一一界定。例如，陳烜之（1984）發現的字劣效果（例如在「是」字中找「日」部件要比在假字中困難），似乎可以用來支持整字處理為先的觀點，但是字頻卻會影響字劣效果，頻率愈低者字劣效果愈差，顯示低頻字可能反而傾向於以部件分析來處理。因此雖然我們系列的研究隱含了部件處理為先的可能性，但是除非有非常清楚的時序關係，否則到底是整字處理或是部件處理為先仍無法輕率判定，更何況兩種途徑的交互作用或同時作用也是一種極為可能的認字途徑。

再回到前述Chialant and Caramazza (1997)與Morris and Harris (1999)的爭議。雖然我們的研究結果較支持Morris and Harris (1999)，但是該如何解釋Chialant and Caramazza (1997)做出相同字對的重覆視盲與相似字對的形似抑制之不同資料？畢竟以不同函數圖形來解釋相同字對與相似字對有著不同的處理機制還算是有力的證據。雖然Morris and Harris (1998)在一篇會議摘要中指出無法重覆驗證(replicate) Chialant and Caramazza (1997)的結果，但是在完整資料的正式發表之前，我們無法就此點予以評論。倒是這兩篇研究在作法上的差異可能導致結果的不同值得在此一提。

同樣是採用系列視覺速現（RSVP）將每個字放在相同的位置快速呈現，Chialant and Caramazza (1997)呈現的各字之間可形成有意義的句子，但是Morris and Harris (1999)所呈現的各字之間卻是獨立而不相關的。因此有可能在處理有意義的句子時，處理的層次是在整字的階段，而一旦達成理解之後便接著處理下一個字，因此沒有必要處理到字母的層次。而在呈現獨立不相關的字時，字母與整字都與作業需求的處理層次有關，因此表現出字母的重覆視盲現象。Kanwisher and Potter (1990)早已指出隨著處理層次的不同，重覆視盲可發生在整字或字母的階段。陳烜之（1984）發現在有文句脈絡的全文呈現時偵測真字中的部件比假字困難，單字呈現時便無此字劣效果，其實也指出了整句呈現與單字呈現的不同方式，可能會導致受試者處理層次的差異。依此看來，本研究與Yeh and Li (2000)的字形促發作業都與Morris and Harris (1999)相同，屬單字呈現，或許是這種相同的單字呈現方法導致我們的結果與Morris and Harris (1999)一致。若呈現的單字間改採具有文句脈絡的關連，或甚至是整句同時呈現的方式，也許整字的層次才是與作業需求有關的關鍵層次，此時相似字對間的作用，或許會如同Chialant and Caramazza (1997)所得，是整體字形相似性互相抑制的作用。

結構的作用

在Yeh and Li (2000)不同呈現時序的作業中，可以看得出來的是，呈現時間愈長則結構的影響力愈大。在不限制時間的字形分類作業中，享有相同結構的刺激字會被分在同一組，但享有相同部件卻是異構的刺激字則會被分在不同組。在測量反應時間的視覺搜尋作業中，雖然沒有要求受試者特別注意字形方面，但異構組的搜尋效率仍顯著地優於同構組。但此時部件似乎已開始發揮作用，使得有一重覆部件的字對搜尋效率差於部件皆不相同者，然而卻只有在同構的情況下才有此效應。而在短於200ms的速視呈現促發作業中，綜合本研究的結果顯示：部件，尤其是重覆部件或重要構型部件之間的重覆視盲機制，才是造成促發效果的主要原因。由此看來，結構的作用似乎要在部件辨識之後。

事實上，漢字結構的特性便在於其形成是由部件配置在各種不同的相對位置而成。Taft and Zhu (1997)雖因發現部件頻率效果而支持部件處理為先的觀點，但由於此部件頻率效果有相對位置效應，因此認為讀者在處理部件時應該也登錄了此部件配置在整字中的相對位置訊息。我們認為，結合了各部件配置在整字中的位置訊息便產生了整體結構的訊息。由此觀點視之，部件與其位置的辨識應該在先，而隨後方能處理結構與整字的辨識。而整體結構的訊息也會反過來侷限(constrain)部件的辨識與處理，造成整字的重覆視盲率最高，而同構字對的部件重覆視盲率高於異構字對(Yeh & Li, 2000；Yeh & Li, 準備投稿中)。

雖然結構的存在必須有部件位置的訊息，然而部件辨識與結構辨識的先後順序卻未必要如上所述。邏輯上，另一種可能是，可以先用一種整字輪廓處理的方式，看出有某些部件佔據了不同的位置而造成特定的結構，之後才辨識個別的部件究竟是什麼。

例如，喻柏林等人（1990a）曾以處理歷程深淺程度的角度來看部件、整字與結構之間的關係，預測「字形結構方式的辨識只須對部件構成整體的方式做出反應，而無須達到字的命名水準，因而，它比整體識別似乎要簡單一些。」(p. 142)。他們並且做出反應時間最快的是念結構(557.6ms)，其次為念整字(607.6ms)，最後方為念部件(1047.5ms)的符合其預期的結果，並由此結果支持其整字處理為先的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只操弄水平與垂直兩種字形結構。雖然這兩種結構出現的頻率最高，但在一般正常閱讀的歷程中，實際包含了眾多的結構變異，當我們採用五種較穩定的結構類別探討類似的問題時，實驗結果卻顯然不支持喻柏林等人的觀點。

而且，由本研究實驗三的結果可知，結構的作用並非以一種外顯的方式影響著漢字的辨識。雖然在念字作業中，包圍字的反應時間顯著地慢於其他四組結構字，但在念結構作業中，則以水平與垂直結構的反應時間較快，而P形、L形與包圍結構的反應時間較慢。作為控制用的符號組則是在念字作業中最慢，而在念結構作業中最快。事實上，在兩種作業中受試者看到符號時的反應相同，都是念「符」，因此可作為兩種作業之間的橋樑予以比較。符號組在念字作業與念結構作業的反應時間分別為617 ms 與 708 ms，前者比五種結構字的反應時間都慢，後者則比所有結構字的反應時間都快。整體而言，各結構組的念字作業都快於念結構作業。

為了確認本研究所得念結構慢於念字的結果，我們曾經用另一群刺激樣本與另一群受試者做實驗三，結果仍同，顯示我們的結果是穩定的。雖然本研究與喻柏林等人（1990a）的研究有著實驗儀器與程序等技術細節、以及繁體字與簡體字等方面的差異，但我們認為結果的差異不應來自於此。比較重要且可能的差異來源應該是受試者需要區辨的結構組數不同。

在喻柏林等人（1990a）的念結構作業中，只有水平與垂直兩種結構，因此受試者只需在這兩種結構中擇一反應即可。而我們的實驗則有五種結構，有可能在五選一的反應中由於選擇項較多，因此需時較久。依此邏輯，念字反應是在幾千個常用字中擇一反應，即便只看讀音也有數百種可能。因此，若以類別的數目來看，結構的類別數目是遠遠不及字音的。然而，熟悉性會影響念字作業的快慢，對受試者而言，看字念音是一種常用且可能已達自動化的反應，而看字唸出其結構來則可能只有在實驗室中才進行的作業。若果如此，則念字作業快於念結構作業是可以理解的，而喻柏林等人（1990a）發現念結構作業的反應時間較念字作業快，有可能是只有兩種結構需要區辨所致。我們認為，相較於他們的只操弄水平與垂直兩種字形結構，當我們採用五種較穩定的結構類別來探討類似的問題時，應該更接近於正常閱讀下所可能碰到的結構類型下的反應。

另一方面，喻柏林等人（1990a）發現在念字作業中，水平字與垂直字的反應時間無差，而水平字中形聲字與非形聲字也無差。他們並以結構方式與部件表音與否對念字作業無影響，以及念結構作業中水平字與垂直字無差等結果，來支持漢字的辨識歷程中整字處理先於部件處理的觀點。就假設檢定的觀點來看，以上的實驗結果都是負面結果（negative results），亦即都是支持虛無假設，因此無法排除變項操弄不當的可能性。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葉重新與劉英茂（1982）的研究中。他們只探討水平字與垂直字兩種結構，發現水平字與垂直字的辨識閾並無顯著差異存在。本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之一便在於採用五種結構類別以看出不同的效果來。基本上，我們實驗三的結果也顯示水平字與垂直字的念字反應時間無差，但是由於包圍字顯著地慢於其他結構字，因此在較大的結構變異範圍下做比較，可以以一種拒絕虛無假設的方式更清楚地看到全貌。

包圍字的特性與可能的理論意涵

至於為何包圍字的念字反應最慢，有兩種可能。一是熟悉性使然，可能包圍字在常用字彙中少見，所以反應慢。我們根據陳學志(2000)針對6168個常用字的統計分析，另行整理成與本文相關的五組結構字的出現次數（加權了各個字本身的字頻之後）與百分比[USER1231][1] ，列於表七。由表七可以看出，出現比率中，水平字與垂直字最多，其中水平字佔了43.13%，垂直字佔了46.22%，包圍字則只佔3.97%，與L形字 (3.25%)、P 形字（3.43%）相當。雖然包圍字相當低的出現頻率可以解釋其反應時間的資料，但頻率同樣低的L形與P形字，其反應時間卻並沒有顯著地慢於出現頻率相當高的水平字與垂直字。因此導致包圍字反應慢的因素除了熟悉性之外，應該還有其他因素。我們推測知覺的因素應該也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由於包圍字有一外包的部件，使得整體字形看起來較緊密(compact)，因此較難區辨其內的個別筆畫或部件。Yeh (2000)的視覺搜尋作業中也的確發現包圍字與開放字（例如水平字）之間可能存在著知覺屬性上的明顯差異。

表七

五種字形結構類別在常用字中出現的次數與百分比

結構類別	次數	所佔百分比
水平字	3889838	43.13%
垂直字	4169177	46.22%
L 形字	293289	3.25%
P 形字	309229	3.43%
包圍字	358133	3.97%

此外，就命名作業而言，由於已經涉及各種層次的訊息，因此得到各類字形結構間無差異的結果可能是各層次訊息有快有慢，平均掉的效果。因此本研究得到包圍字顯著慢於其他結構字自有其凸顯的重要意義。除了澄清上述負面結果的疑慮以及知覺層面的考量外，更有理論上的意涵。例如，Chua (1999)認為漢字的辨識歷程有兩條獨立的路徑，一是藉由整體粗略的字形到達字音，而後觸接字義，此路徑的速度較快。另一是由細部特徵（如筆畫、部件等）到達字彙（lexicon）辨認，而後再到達字義的理解。若果如此，應該假設不同結構的字形在路徑一（粗略）皆有相同的時序，否則便與路徑二（細緻）無法區別。而包圍字念音最慢的結果至少說明，細部特徵的辨識對念字作業而言也是必須的。基於文獻上一般認為念字作業是與需要語音訊息的作業要求(task demand)密切相關，使得如此一來，Chua的語音與字形辨識二者彼此獨立的想法便受到挑戰。

結論

綜合我們過去的系列研究可知，漢字結構有著以下幾點重要的特性。一、結構，而非筆畫或部件，是受試者依字形的相似性作分類時的主要依據。二、能否察覺或抽取出結構會受到學習經驗的影響；隨著學習漢字的經驗增加，愈能察覺並運用漢字的結構因素。三、漢字結構會影響文字的區辨性；相同結構的字看起來最相似，而不同結構間也存在著不同的相似性程度。對於熟練的讀者而言，在一群干擾字中搜尋一個特定的目標字，干擾字與目標字二者結構間的區辨程度大小會影響對目標字的搜尋效率。四、結構與部件之間的相對關係隨著不同的時序而有所不同，觀看刺激字的時間愈長，結構的影響力就愈大。

這篇研究的主要貢獻，便在於可加上另一特點：五、字形促發效果主要是來自於部件的作用，而非整體結構相似性的影響。綜合本研究與過去研究的結果，可對漢字辨識歷程中整字與部件處理先後、字形定義的釐清與其在辨識歷程中扮演的角色等議題，提供一個重要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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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說明

圖一：本研究各實驗的程序說明圖解。（A）實驗一（B）實驗二 (C)實驗三的實驗程序。

圖二：實驗一的結果。促發字皆為水平字，目標字為五種不同結構的字，以正確率對SOA作圖在五種不同配對情況下（H-H、H-V、H-P、H-L、H-E）的函數圖形。此處H、V、P、L、E 分別代表水平字（Horizontal）、垂直字 (Vertical)、P形字、L形字與包圍字 (Enclosed)。

圖三：實驗二的結果。促發字為五種不同結構的字，目標字皆為水平字，以正確率對SOA作圖在五種不同配對情況下（H-H、V-H、P-H、L-H、E-H）的函數圖形。此處H、V、P、L、E 分別代表水平字（Horizontal）、垂直字 (Vertical)、P形字、L形字與包圍字 (Enclosed)。

附錄一：實驗一、二的刺激字樣本

H-H

頻率

筆畫

H-V

頻率

筆畫

H-P

頻率

筆畫

H-L

頻率

筆畫

H-E

頻率

筆畫

於

法

353628

370276

知

果

434311

324143

點

應

319559

246284

新

道

334204

386382

情

問

318027

601742

很

科

417617

311419

經

愛

282242

262882

師

原

135409

174329

訊

起

448759

228817

地

因

374510

326759

接

張

137368

134407

政

星

134882

128833

指

度

123022

147388

活

建

125568

128612

被

區

197413

169166

推

晚

64630

63237

制

舍

74134

72675

始

底

72626

68724

眼

造

71058

71032

滿

圖

71310

74216

條

軟

59837

60057

絕

集

59291

58884

排

產

61011

57950

斯

越

54548

58490

概

園

59558

58048

硬

須

54667

53837

跑

雲

55821

54540

值

座

57997

56615

傷

遊

61254

54425

福

聞

52055

58075

執

唱

55340

55158

紅

某

56845

54845

消

展

57326

56225

效

送

53687

48681

她

回

211517

205155

疑

輕

47964

50407

低

足

46654

47014

佛

局

47189

48936

練

適

49683

43229

拉

周

47785

31546

誤

境

44398

44397

預

楚

44980

43767

碼

廣

45990

46522

味

迎

42200

42805

仔

田

30580

35956

狗

佳

39154

39101

狂

里

40001

39663

博

痛

39094

38864

配

追

42778

40176

散

圍

23231

21140

謂

擇

35793

37712

編

養

38087

36306

懂

歷

42342

38186

群

遇

39731

39200

祝

鬥

21276

21013

致

陣

33582

33507

抓

良

37600

34852

狀

居

34746

35883

補

週

37810

32814

瑞

圓

20193

19328

牌

絡

30757

31927

創

登

31835

32345

俊

威

32096

32216

睡

趙

33220

31746

址

困

18844

18744

禮

雜

31007

31573

酒

恐

30999

31356

佳

店

39101

33183

紀

述

28226

31545

拖

固

12492

13557

松

刻

28277

28243

援

琴

29206

29126

欲

麻

28313

28311

純

退

28912

28211

殘

閒

13412

13450

惜

彩

28798

27044

註

筆

27683

27690

昨

扁

27059

27687

漫

趕

29193

27733

以

用

994958

695290

銘

漢

26579

26469

彈

賞

26708

26279

欣

虎

26430

26973

郭

逢

24538

23680

得

國

521836

430450

揮

雅

20429

19823

孤

乖

20746

20396

私

序

21082

21328

醒

遺

19742

19703

此

同

295670

395867

誌

銀

19351

19166

材

宏

19462

19842

飯

虛

19113

19729

頂

透

18957

19668

程

開

197707

265943

洗

俠

18637

18834

輔

熊

18716

18879

拍

屆

19462

18051

醒

遺

19742

19703

相

風

224206

182757

股

抽

17617

17572

泡

肯

17478

17482

刊

尼

17481

18042

採

途

18061

17088

淨

圈

11522

11114

郵

絲

15910

16204

絲

童

16204

17987

慣

塵

16178

16193

刺

延

14544

13893

撞

閱

11534

10982

祖

倚

14208

14270

託

乘

13330

12677

悔

庫

14321

14348

鼓

遍

14563

14043

臥

函

10231

10317

映

胖

13347

12923

託

恩

13330

13311

耐

眉

13694

13561

搭

違

13371

13155

陪

閉

10822

10087

註：前12組與後12組刺激字對的SOA分別為51ms與187ms。實驗一每組字對中的前一字為促發字，後一字為目標字。實驗二採用相同的刺激字配對，但將促發字與目標字對調。

附錄二：實驗三的刺激字樣本

水平字			垂直字			P形字			L形字			包圍字
字	頻率	筆畫	字	頻率	筆畫	字	頻率	筆畫	字	頻率	筆畫	字	頻率	筆畫
刑	4795	6	劣	4643	6	灰	9328	6	旭	6115	6	臣	4750	6
拖	12492	8	昇	13610	8	虎	26973	8	延	13893	8	固	13557	8
阻	10268	8	孟	10216	8	屆	18051	8	迫	11981	9	函	10317	8
砂	9716	9	泉	7937	9	厚	9982	9	迪	6384	9	幽	9475	9
址	18844	7	宏	19842	7	尾	15029	7	迅	5239	7	困	18744	7
眠	11408	10	泰	11706	10	席	15504	10	迴	11557	10	閃	11043	10
淺	11210	11	牽	11519	11	麻	28311	11	逐	10865	11	圈	11114	11
旋	10992	11	麥	11018	11	庸	9813	11	逛	8014	11	閉	10087	11
喝	22191	12	富	20968	12	痛	38864	12	途	17088	11	圍	21140	12
隆	13987	12	勞	12873	12	虛	19729	12	週	32814	12	閒	13450	12
傢	6058	12	焦	7098	12	廁	4874	12	趁	4733	12	悶	6194	12
概	59558	13	節	52773	13	痴	7565	13	遊	54425	13	園	58048	13
碰	17737	13	禁	17702	13	厭	16578	14	逸	9922	13	圓	19328	13
滿	71310	14	夢	71231	14	塵	16193	14	遠	80657	14	圖	74216	14
碟	63470	14	盡	58387	14	廖	8776	14	趙	31746	14	團	62106	14
稱	58681	14	態	52194	14	廠	32799	15	趕	27733	14	聞	58075	14
緒	9713	14	監	9152	14	廣	46522	15	遜	7390	14	閣	9841	14
撞	11534	15	震	11745	15	摩	14122	15	遭	15597	15	鬧	11924	15
諒	10963	15	審	10923	15	厲	11526	15	蓮	11039	15	閱	10982	15
虧	5791	17	臂	4251	17	療	6888	17	趨	5244	17	闊	5772	17
平均	22035	12		20989	12		17871	12		18621	12		22916	12
標準差	21671	3		20089	3		11311	3.1		19199	2.9		21909	2.7

註：本實驗所採用的符號為：Θ★◎∥☆◇≠Υ＊※⊙⊿⊕╳￥〒≡∞∮≧

[1] 陳學志(2000)的分析主要是適應拆字的需求以達統計部件頻次的目的，因此本研究將之另行整理成依我們過去實徵研究所得的五類結構。其中單獨存在、水平夾擊、與右上包圍這三類依其字形特色暫將之歸於我們的垂直字一類，而所有三面包圍與封閉包圍（全包）的類別歸入我們的包圍字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