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回國後不久，發生美國紐約世貿大樓遭恐怖份子襲擊事件(911事件)，中東和平似更遙遙無期。
台大心理系
葉素玲
歐洲視知覺會議(European Conference on Visual Perception, ECVP)是歐洲地區視知覺研究年度舉行的盛會，今年（西元2001年， 8月26-30日）選在土耳其愛琴海邊的度假勝地庫莎達西(Kusadasi)舉行，註冊與會者共計來自23個國家約四百人，其中以英國與美國的參與者居冠，地處亞洲的日本也有將近五十人參加，因此大會主席Dr. Andrew Watson開玩笑地說：「或許下次『歐洲』視知覺會議可以在日本舉行。」由於這次ECVP選在地跨歐亞兩洲的土耳其舉行，因此或許日後「洲界」將不再會是一個大會選擇地點時考量的因素也說不定。事實上，視知覺領域的跨學科特性，再加上今日網路世界的無遠弗屆，地緣的分界也的確有愈來愈模糊的傾向。
今年的開幕式相當別出心裁，特別選在可媲美義大利龐貝古城的希臘遺跡艾菲索斯(Efes) 古城舉行。傍晚時分，由英國著名的色彩視覺研究者Dr. John Mollon在艾菲索斯古城內可容納兩萬五千人次的古劇場給一場開幕演講。Dr. Mollon語帶輕鬆地說：「來此地應該具備兩種功能：一是認知方面的進展，另一則為情緒方面的愉悅」。為配合時地，他的演講內容也
頗能結合當地的歷史與當代的科學，談的是建立此劇場的時代，當時之人可能並不知道如何「默讀」 （由一些古書的記載可知此現象確實存在）。這現象又與當時的拉丁文中字與字間並無空格有關（今日的英文字之間的空格是七世紀時才在愛爾蘭出現的）。古希臘羅馬文字皆以一串音素呈現，因此必須把每個字實際發聲「念」出方能理解全句。由此可推論藉語音來閱讀為當時可能的唯一路徑。有趣的是，Dr. Mollon特別指出，今日的英文在字與字之間有著空格存在，並有相當比例的不規則讀音，因此應該屬於一種混合了語音與形象的文字系統。默讀在今日之所以成為可能，也說明了有別於過去只用語音路徑，而今也有視覺路徑（亦即雙重路徑）的可能性。Dr. Mollon的演講配合場地，卻也旁徵博引指出「英文」並非一般所想的那麼「語音」。這點筆者聽起來特別覺得心有戚戚焉：也許「中文」也並非一般所想的那麼「象形」。英文與中文這兩種語言，一為拼音系統，另一為意符系統，目前對這兩種文字處理方式的看法，可能由一般直覺的語音與象形的兩端逐漸往中間靠近。因此，由這兩類語言個別所得的結論應有不少可以互相借鏡參考之用。
Dr. Mollon的演講之後，所有人移往於古城內規模號稱當時（第二世紀）小亞細亞第二大的塞爾瑟斯圖書館前舉行晚宴。此時由大會請來的男女侍者皆頭戴桂冠、身著古羅馬白袍，穿梭於人群中提供如土耳其著名的茴香酒等飲料。此外，並有外燴服務以及樂團演奏，在夕陽與明月互相爭輝之下，從坡地望去唏嚷交談的人們，可讓人體會一下古城內曾經活躍的住民之生活。晚宴之後，有一場在古劇場舉行，融合土耳其歷史文化與民俗風情的大型舞蹈演出(Sultans of the dance)，ECVP成員受土耳其政府文化部之邀成為保留前排正方最好位置的貴賓，其他位置則開放給當地民眾入座。當晚是此舞蹈演出的最後一夜，整個古劇場座無虛席，散場時已近凌晨，龐大的車隊令人不禁懷疑古時每年一度的節慶音樂會所吸引而來的人潮如何散去。
經過了一夜熱鬧，第二天一早便開始會議的重頭戲：四整天的議程。每天由早上九點到中午十二點半，下午四點到六點是兩個平行進行的座談會與口頭報告，另有一個壁報展示廳整天展示當天的壁報，讓大家趁口頭報告的空檔時間去看壁報展。四天的議程中口頭報告與壁報展示包括色彩、亮度、自然景象、三度空間形狀、運動、注意力、臉孔辨識、深度知覺、眼動、視覺皮質、以及一些較高階的議題如學習、記憶與閱讀等。大會安排的特定主題的討論會則包括特徵整合(feature integration) 、三度空間形狀(3-D shape)、大腦造影(brain imaging)與自然影像(natural scene)等。
在第一天所有口頭與壁報展示之後，經過一個半小時的海灘小憩（由大會提供葡萄酒與香檳讓大家休憩交談）之後，於晚上七點半另外有一場英國劍橋大學著名的英國生理學家Dr. Horace Barlow所提供的大會演講。時間未到，只見白天分散於不同會議廳的人群聚集於同一大會廳，一方面是表達視知覺研究者對Dr. Barlow的敬意，一方面也聽聽這位堅持單細胞具有特定登錄外在刺激能力（相對於需要一群細胞來處理）者如何論證此假設。光看題目便令人期待不已：「From single units to population codes and back again」。由於預測當晚一定盛況空前，筆者提早入場，也才坐到中排的位置。開場時由此次大會的總召集人Dr. Watson介紹Dr. Barlow的貢獻，包括他所提出的側抑制機制、發現對運動方向敏感的細胞等，而最重要的便是以數學量化模型解釋生理資料，特別是提出單一細胞本身便具有足夠能力處理外在複雜刺激，因此，雖然他並非提出「祖母細胞」(grandmother cell) 此名稱的第一人，但卻是捍衛此立場最力之人，因此通常一提到祖母細胞便令人想到Barlow。當他出場時，所有人鼓掌數分鐘，熱烈歡迎此位銀髮、面目祥和卻論證強硬之人。
所謂「祖母細胞」其實是一種簡化的說法，指的是單一個細胞便能處理複雜的刺激，因此若這個細胞有反應便代表「看見了」祖母的臉。也就是說，單一細胞的敏感度與分歧性已足以解釋各種感覺經驗，而不需涉及一大群細胞的平均反應（Single units are sufficiently diverse, subtle, and sensitive to explain sensory experiences and measured sensory performances, without extensive averaging of the responses of many units）。七零年代左右，由Sherrington, Lashley, Pribram等人率先由多細胞活動與腦電波等種種證據來源，提出反對單一細胞即可特化處理的觀點。過去三十年來，多細胞同時記錄的資料以及各種腦電波與造影資料等等，也都顯示大腦的功能單位應該不是單一細胞，而是一群多細胞的合成反應。
針對此，Barlow提出兩個主要的反駁論點：首先是經由幾項單細胞的資料計算，可以得知單細胞的敏感度要比一群細胞高上千倍，而且來自各種細胞內的紀錄(intracellular recording)也顯示，單一細胞的可適性相當大，可與有機體整體知覺所得互相匹配。其次則是舉出反對由一群細胞分散表徵(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的理由，在於舉凡與需要記錄次數或機率有關的行為（如增強學習、偵測事件之間的關連、與習慣化等），是不可能藉由一群沒有符號意義的單元來處理。這是由於涉及機率便必須計數(count)，但分散式的表徵並沒有特定的相符事件，因此無法計數。要達到能夠計數的目標，便必須在單一細胞的層次便能指涉特定事件，如一張祖母的臉。Barlow並開玩笑地說，後悔當時選用「祖母細胞」此一名稱。大多數人並不時常看到祖母，也許甚至沒看過，因此其原意容易被曲解。就熟悉性造成單一細胞能對應複雜刺激而言，「母親細胞」也許方為較好的稱呼。
Barlow的演講之後引發大家熱烈的討論。筆者於回旅館途中，有機會與發現大腦皮質第二區（V2）的細胞可處理錯覺輪廓(illusory contour)的德國學者Rudiger Von der Heydt討論。他與筆者原為舊識，八、九年前於美國的視覺與眼科學會議（The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Vision and Ophthalmology, ARVO）中便曾就單一細胞是否能表徵複雜刺激此點有過爭辯。當時他說：「大家似乎將祖母細胞視為不辯自明的笑話一樁，其實我覺得祖母細胞沒甚麼不對的。」其實類似的論調不斷在私下的討論中出現，只是每次進一步深入討論，就發現單一細胞的論調在邏輯上無法有一貫性，此次也不例外。當筆者問及：「同一細胞可對各種刺激向度做反應，如顏色、亮度、大小、角度等等，這是所有做單細胞電生理的人所熟知的。如此一來，當單一個細胞有反應時，如何得知外界的刺激究竟是甚麼？」他的回答是，此時就需多於一個細胞，但也許兩個就夠了。因此筆者戲稱，難怪要稱做「祖母細胞」而非「母親細胞」，因為你可能有兩個祖母，但不可能有兩個母親！
嚴格說來，「單元便具有符號意義」與「一群無意義的單元之不同組合代表特定意義」這兩種對立的立場，就像所有其他領域的爭辯一般，各自有其支持與反駁的證據，因此，混合式的作法也許才是我們深具彈性的大腦所採用的。然而，重要的是，即使最終發現可能是混合的方式，也應該要在兩種對立立場中弄清楚各自的觀點，以及在混合的方式中採用的是兩種對立理論的哪些部分，否則光說混合，可有無限種混合的可能性。就此點而言，Barlow在單一細胞的理論中可說是貢獻卓著。
第二天的議程包括運動、深度、人臉知覺與注意力等，由於筆者與研究生們有四篇注意力的壁報展示，因此屬於非常忙碌的一天，大夥一早便到展示廳張貼壁報。由於相關主題都排在同一天的壁報，所以當大家貼完壁報後，便興致濃厚地想去看看他人的壁報，尤其是那些事先瀏覽了摘要後，勾選成為「一定要看」的相關研究。可是顯然大家所見略同，其他貼完壁報者也來看我們的壁報。然而九點又有注意力主題的口頭報告，使得大家不得不快速地交換完意見後，儘速趕往口頭報告的會場。等待休息或中午空檔時間，才又湧往壁報展示廳，待一天議程結束，可以收回壁報時，只見人人感嘆同樣感興趣的相關主題都平行進行，造成一方面需要站在自己的壁報處解釋，一方面又想去看別人的壁報，同時又想去聽口頭報告的多頭馬車困境，也錯失了許多原先選定「必看」「必聽」的研究。不少人因此分別去向大會主席建議，以後應盡量將議程中相同的主題在時間上錯開，以免有向隅之憾。
至於我們的四篇研究中，有兩篇是探討注意力能否分裂，一篇是知覺組織是否需要注意力，另一篇則是探討突現刺激是否能攫取注意力。我們採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來探討注意力在視覺空間是否可以分裂的問題，一是利用運動後效會受到注意力調節的特性，以運動後效量上的變化來測量注意力的分佈，另一則是採用Posner派典的空間探索(spatial cueing)的方式，二者都發現注意力在一般情況下應該是呈現整體分佈的狀態。來看注意力能否分裂壁報的學者多半對兩篇都有同樣的濃厚興趣，儘管有些人的研究得到與我們不同的結果。
採用壁報呈現的一個好處，是在報告時與來觀看詢問者可以有較多的互動，也因此能得到許多有用的消息。例如其中一篇注意力是否分裂的研究，主要是反駁Castielo 與 Umilta在1992年發表在重要的心理學期刊（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上，支持注意力可以分裂的論文。當與一位義籍學者談到我們在未發表的其他實驗中，發現無法重複驗證Castielo與Umilta的實驗結果時，恰好這位學者為這兩位作者的同事。他告訴筆者，Castielo與Umilta最近有一些新的結果，似乎其語氣與看法也和之前有所不同，我們不能複驗也許正說明了部分的事實，他將回去轉告其同事。由於我們至少做了三個實驗都無法複驗其原始結果，但始終不願意直接下「無法驗證」的結論（也許還有哪些細節是我們沒有考慮到的？），因此這樣的「內幕消息」可以增加我們對自己實驗結果的信心，也可以省下許多確認是否真的無法複驗的實驗時間。
另一篇主要由博士班研究生負責報告的注意力攫取的研究，一位學者在聽完後主動指出，他正在審這篇已投稿的論文，而他自己的理論與我們是對立的，要我們去聽他的一篇口頭報告。令人訝異的是，他竟然也知道我們其中一篇注意力分裂論文已投稿到另一期刊。此外，有關知覺組織與注意力關係的壁報，恰好排在與我們結論稍有出入，但研究主題相同的壁報旁邊，因此很方便雙方交換意見。他們的論文正在付印，並給我們一份影本參考。另有一位新加坡學者也來告訴我們，他們有一篇關係密切的論文正在二審中。有關這篇知覺組織與注意力的研究，是去年度國科會獎助的研究。今年七月結案後已經撰寫好了全文，本來打算開完會得到足夠的回饋後，回國後再投稿。看來別人的動作更快，我們還是應該要加緊腳步才行。
另外還有一些實驗結果的細節問題，原先有些結果與預期或文獻不符，因此做了相當多的確認工作，在報告時也指出這些差異，沒想到其他人的研究也暗示應該有這樣的結果，而且也許這些是更有趣而應該深究的地方。總之，一天的忙碌下來，收穫豐盛，而且絕非靜態待在實驗室內埋頭苦幹可換取的，這點或許是諸多學者每年還是願意風塵僕僕參加國際會議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這天晚上大會有安排到凌晨的海灘聚會(bleach party)，通常這是個相當輕鬆、可以藉由與其他學者交談激發許多研究靈感的機會，但是經過一整天的報告、討論與聽講，回旅館後實在太累了，再加上整天腦子裡塞得滿滿的，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構想，因此晚上就待在旅館裡做筆記，整理一些觀點與構想。
第三天大會只排半天的議程，讓大家休息一個下午，以便參加當地的旅遊或自行到附近走走。早上排定的重頭戲是為澳洲學者Dr. John Ross所舉辦的討論會。Dr. Ross畢業於澳洲雪梨大學，博士學位則是在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獲得。除了視覺之外，他也專長於數理心理學與記憶的研究，並認為若沒有先瞭解視知覺的運作機制，便無法瞭解記憶。在視覺研究方面，他研究的主題包括立體視覺、運動知覺與動眼機制等，著名的發現包括：若兩眼的訊號有時間上的差異，則會使得一個在平面上左右擺動的鐘擺看成三度空間的旋轉。雖然他的研究相當量化，卻教導學生不要太相信統計，應該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與直覺。當天由於是他的生日，因此接下來的九篇論文報告都是他的工作伙伴、過去的博士後研究員與學生等報告最新的研究成果，一方面表達對他的敬意，一方面也幫他慶生。基於他最近的研究焦點在於形狀與運動知覺的關係，他先花了半個鐘頭談他自己實驗室所做的研究，接下來才由其他學者個別報告相關議題的研究。
這十篇有關形狀與運動知覺的論文可以綜合如下。過去有關運動知覺的探討由二度空間隨機點運動進展到三度空間的光流(optical flow)，但多半以隨機點運動來顯示形狀知覺應該在運動知覺之後才出現。也有些是探討純粹運動知覺的問題，認為形狀與運動應該屬於兩套獨立的系統。神經生理研究所描繪出來的兩大路徑：主司運動與位置的背側路徑(dorsal pathway)與主司形狀的腹側路徑(ventral pathway)，也通常隱含此二路徑相對的獨立性質。然而Dr. Ross的研究卻顯示形狀知覺會影響整體的運動知覺。他採用具有整體同心圓或線性等形狀的隨機點圖形（稱為Glass pattern），將這些點做隨機的運動，結果可看出整體的運動，而若為沒有整體形狀的隨機亂點做隨機運動則看不出任何整體運動的型態。其他研究者利用人類大腦造影和動物電生理的方式，則發現這樣的運動由相當下游的大腦區域負責，而且與負責偵測平面的局部運動應該是由不同的區域負責。
雖然只有半天的議程，但是一早貼出的poster還是有相當多值得仔細觀看的。因此一直看到下午兩點過後，大家才收拾展示壁報，飢腸轆轆的覓食去。
筆者的口頭報告是排在第四天上午，屬於學習、記憶與閱讀的部分。同一天還有一篇壁報展示，這兩篇都是有關中文單字的辨識歷程。早上壁報展示時，有興趣來觀看者多為日本學者，且有些正在進行相關的漢字研究。而在口頭報告時，也有不少歐美學者在場。筆者為鼓勵外國學者多參與中文的研究，特別花了幾分鐘的時間介紹研究中文的優點，並以我們的實驗室為例，說明兩種採用中文字為刺激材料的研究取向。一是將中文字視為視覺影像的一種，探討其影像辨識歷程。由於中文字在造字之初為能達到象形與表意的目標，在筆畫、結構、與部件方面有著各種變化，因此可視為具有豐富內涵的視覺刺激。這對視覺研究者而言，應是頗具挑戰性的刺激型態。就這點，筆者並介紹我們另有一篇壁報展示是比較中文、英文與人臉的相位譜與功率譜之差異。而且為讓國外學者能瞭解中文字的特性，在報告中嘗試著先循序漸進地介紹中文字的組成、部件、結構、聲旁與義旁等等。
第二種研究取向則是探討中文本身作為一種文字系統，在閱讀時所經歷的歷程。口頭報告的這篇便是屬於這類性質。我們發現中文字若有部件重複的字在快速連續的視覺呈現中出現，則往往重複的部件會被「視而不見」，造成部件的重複視盲，顯示在觀看中文字時，部件有被獨立抽取出來，成為單獨的辨識單元。當操弄每個字的呈現時間、重複部件的位置、重複部件為聲旁或義旁、整體字形結構等等，發現這些因素都會影響部件的辨識。
報告結束後，得到一些有趣的迴響。例如一位俄國學者認真地詢問如何在他的俄文電腦上顯示出中文字來，一位美籍學者來確認中文字聲旁與義旁如何決定，是否義旁都在左邊或上面，而聲旁都在右邊或下面？若否，分別的比例是多少等等細節的問題。這位學者恰好專長於視覺搜尋的量化模型，聽我說已經用中文字做了一些視覺搜尋的實驗，興致濃厚地請我寄論文供參考。另有一位瑞士學者在與我們經過一番討論之後，決定來台灣幾天收集資料，並想將我們探討中文結構與部件的方法應用在他目前對人臉的研究等等。
早上的議程結束後，緊接著便是大會會議(Bussiness meeting)。由於ECVP每年在歐洲的不同國家舉辦，且籌備整個會議至少需要一年的時間，因此每年會議結束前必須要由全體會員決議出兩年後的開會地點，以及三年後的可能地點。今年較特殊的是，會務報告時，一位以色列籍學者便上台宣讀致歉信函。去年的大會會議中以色列學者們邀請大家2003年在耶路撒冷舉辦，然而經過一年的協商斡旋，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緊張關係未能解除，也無法保證與會學者的安全，因此請大家給他們多兩年的時間處理，將去耶路撒冷開會的日期延到2005年。「能邀請大家到我們的『家』來開會是我們莫大的榮幸，但是目前的不安定狀況使我們不得不請求大家的諒解…」報告者悲傷地說[1]。看看他人，想想自己，衷心期盼台灣不要陷入類似的處境。
由於去年已經決定了2002年在蘇格蘭西南部的港市格拉斯哥（Glasgow）舉行，因此由格拉斯哥大學負責承辦的學者上台報告。為刺激大家對格拉斯哥多一些瞭解，負責人安排了幾個有獎機制搶答，包括格拉斯哥大學哪一年成立，肚包羊雜（蘇格蘭食物，將羊之心、肺、肝等剁碎加燕麥片與辛辣香料塞入羊肚囊中烹煮而成）有幾隻腳等等，並發給所有人由格拉斯哥來的小紀念品。
會務討論的部分，由於2003年無法在耶路撒冷舉行，大家必須決定出其他的可能性。經過熱烈討論，最後決定2003年可能在巴黎或布達佩斯舉行，2004年則可能在布達佩斯、愛沙尼亞或立陶宛。當不同國家分別舉出自己國家的優點熱情邀約時，筆者也不禁想著台灣舉辦大型國際會議的可能性…..
下午的討論會則是一場由大會特別主辦，替中世紀阿拉伯學者Alhazen (965-1039AD)平反的四場演講。在目前的視知覺專書中，要到研究所的程度才會在科學史中提到Alhazen，但愈來愈多的來源顯示，許多重要的觀念早在他的書籍中已被提出。早期古希臘哲人如柏拉圖認為，人能看到外界景象是由於眼中有火焰噴出，Alhazen反對此類想法，並以針孔實驗證實了倒立影像可維持其原有的比例與顏色等。由於當時禁止解剖，因此他只能藉由旁敲側擊的方式來瞭解視覺，但令人驚訝的是他的推測往往相當接近當代先進科技所累積的知識。身為阿拉伯人，他卻花了大多數時間在埃及的開羅教書，生平著作達兩百本左右的書籍（皆為手抄本），內容涵蓋物理、光學、數學、視知覺等等。十三世紀之後有相當多的書籍談論光學，但許多都不脫Alhazen原先講述的範圍。在視知覺方面，他曾提出左眼與右眼所見不同（之後達文西也曾提出此現象，後經哈佛大學Ken Nakayama重提，現在一般稱為達文西立體視覺），並指出許多雙眼視覺的觀念，如兩眼網膜的對應點、horopter、雙重影像等等，奠定了立體視覺的基礎。
Alhazen在視知覺方面的貢獻沒有受到該有的重視，因此許多重要的理論都被歸諸於後代的學者。這場討論會中，四位特定領域的專家受大會所邀，就Alhazen在那個領域的貢獻提出證據，以確立他應有的地位。因此，我們有幸看到許多他們探詢所得的證據，例如在伊斯坦堡博物館所收藏的Alhazen的著作、他著作中的文字與繪圖、以及他當時所使用的儀器設備等等。由於他的著作在1527AD被翻譯成拉丁文，1989AD被翻譯成英文，而此兩版翻譯也有些出入，也因此究竟被認為有特定創見的後世學者是否有些概念得自Alhazen，端視他們對這兩本不同語言書籍的接觸程度。
至於Alhazen重要的發現或理論，可列舉出來的例如後來歸功於1950年代J.J. Gibson的空間知覺理論(Gibson’s ground
theory of space perception)，Alhazen早在1039年便已經提出。他且已經對月亮錯覺（地平線端的月亮看起來比上空的月亮大）此現象提出今日一般採用的適切的解釋。不僅如此，在他書中也包括了一些較高層次的議題，如注意力與過去經驗的影響等。大會的最後一場演講是由哈佛大學的Dr. Patrick Cavanagh做總結。他指出，過去大家認為德國的Helmholtz是視知覺領域的開拓者，但是經由他的考證，Helmholtz提出的無意識推論(unconscious inference)，Alhazen在其書中早已提出，且兩人的用語雷同性相當高。關於這點，當場有學者替Helmholtz辯護，並認為Alhazen書的英譯版本在Helmholtz之後的1989年才出版，因此應該比較1572年的拉丁譯本，方能確定有多少是翻譯者自己的解釋。最後，Cavanagh認為應該將Alhazen視為視覺科學的墊基者，並呼籲所有在場的學者們，在撰寫教科書時應該要給予他應有的評價與地位。
筆者上學期在教授「人類色彩視知覺」時，也花了一些時間談Alhazen，因此同行的學生對他還算有所知悉。在當時準備教材時，發現最完整的資料可能要屬於一個由阿拉伯學者整理的網站。那時心想，由於Alhazen並非歐美人士，所以要在以歐美籍學者為主的視覺科學研究中確立地位，著實不易，因此必須由自己國人努力證實或傳播其重要性。最後這場討論會，卻讓人見識了歐美學者靠證據說話而不以國籍取人的度量，不禁令人由衷感佩。
回顧四、五天的議程，由在艾菲索斯古城的開幕式談古希臘時代是否會用默讀開始，到平反近東人物Alhazen在視知覺領域的卓越貢獻，這趟土耳其的知性之旅，不僅是視覺科學的，也是歷史、文化與人性之旅。
這次我們視知覺實驗室共有11人註冊，因此大會在business meeting做統計資料報告時，還特別提出來，台灣參加ECVP的人數在今年快速增加，值得注意。然而因為學生缺乏經費的關係，我們實際成行者只有7位。其中五位研究生都自費參加。在會議期間，研究生們與Dr. Von der Heydt 相處愉快，當筆者與Dr. Von der Heydt話別時，他還特別提到，下次應該盡量幫忙學生申請到經費補助，否則他們太辛苦了。同一時間在北京召開的第三屆國際認知科學會議，也聽說本校（非本人指導）的博士生因為沒有經費補助無法前行，而寫信給大會說明，請北京的大會幫忙張貼郵寄過去的壁報。
剛回國的兩天，恰逢視覺與認知領域的著名學者Dr. George Sperling由北京開完會順道來台訪問。聽聞北京此次會議的種種，以及他們研究生積極的程度，讓人有點為台灣憂心起來。筆者相當感激國科會每年的研究經費補助，以及此次出席國際會議的經費補助。就做研究而言，人力的資源應該是最主要的成分之一，但願有志於研究的學生也有獲得補助的可能性，畢竟出國開會既可以增廣見聞，更可以增加台灣研究社群的曝光率。
Perception. Volume 30, supplement. (24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Visual Perception, Kusadasi, 26-30, Auguest 2001). ABSTRACTS.